6月钱荒的背后
中国的炎夏高温连连，但中国经济却因钱荒而寒颤阵阵。今年6月中下旬，中国整个银行系统的资金突然紧张，一些银行要靠借30%的高利贷来勉强维持运转，而四大银行中的工商行和中国银行的自动取款机系统也一度出现“故障”。有媒体戏称，中国的银行“上演了一段金融惊险大片”；安信证券经济学家高善文则把这种“钱荒”现象称为金融界的9级地震。银行为什么突然缺钱？随着中央银行最近公布的6月金融统计数据，谜底似乎揭开了：今年的5、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连连下降，两个月减少了378亿美元。于是，中国的媒体和金融界人士纷纷关注逃离中国的热钱。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派记者在长三角地区找外汇“黄牛”打探热钱动向；《上海证券报》的记者则到深圳罗湖关附近观察倒汇黑店的动静。直到7月下旬，中国的金融“寒流”好像还未结束，上海证券报报导，7月份中国的四大银行存款减少了近万亿。既然热钱的流动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那国人自然想了解，究竟热钱在中国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冲击力，热钱逃离是那些外汇“黄牛”和黑店倒腾出来的吗？我对热钱问题跟踪多年，研究的结论是，过去15年来，中国的引进外资当中，热钱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热钱的大规模流入流出又相当频繁，因此，热钱冲击中国经济的能量也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金融管理当局似乎经常掩盖热钱外流的真相，导致媒体和商界的误判。今夏的钱荒与商界不了解中国热钱运动的真实情形有相当关系。由于目前媒体上有关热钱流动的实况描述混杂着不少谬解，为了澄清中国热钱流动的真相，我不得不针对若干基本概念和数据作一些讨论。在本文中，我尽可能用通俗的话语来解说这个问题。只对结论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略过文中的技术细节。
一、热钱谜之一：中国到底有多少热钱？
中国多年来引进巨额外资，目的是希望通过引进产业投资带来中国亟需的工业技术，进而加快中国的工业化。外商的产业投资一旦落地，不管是绿地投资（新建企业），还是与中国的企业合资，厂房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就成为长期投资，轻易是撤不走的。与产业投资想对应的，是没有明确的产业发展对象、以投机为基本目的的热钱。引进外资当中，热钱多了，自然不是好事。
产业投资应该主要来自工业化社会，如欧、美、日本、韩国、台湾等。所以，从引进外资的来源国构成就可以大致看出，产业投资和热钱孰轻孰重。从1997年到2008年，中国的引进外资中，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外资每年稳定在210到250亿美元左右，随着引进外资总量的上升，产业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例从约六成逐渐下降到两成左右。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7月29日报导，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曹宏瑛表示，“中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国（欧盟、美国、日本）情况基本稳定”。他的话证实了一点：近年来，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引进外资数额仍然徘徊在以往的水平。
既然多年来引进外资中的产业投资比例大幅度下降，毫无疑问，热钱的比例就相应地快速上升。因此可以说，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的引进外资已从产业投资为主，转变为投机性质的热钱为主，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热钱进入中国；年复一年累积起来，大概已经达到数千亿美元的可观规模。这个结论似乎令人难以接受，可惜的是，它的确是事实。
二、热钱谜之二：热钱进来出不去？
热钱大量进入中国之后，既然属于投机性质，房市、股市往往是它的最爱。有人也许会说，外资购买了中国的豪宅，支撑了中国的房市，难道不是好事吗？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是，热钱进了中国之后，就真被“套牢”了吗？
中国实行外汇管制，国人通过合法途径向境外转移外汇的数量其实非常有限。但是，本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的机会设法转移资金出境；外资企业则可以合法地向境外转移利润。此外，有管道的个人和公司也可能通过非法途径把外汇转移出境，今年一季度在深圳发生的大量假出口活动，就是资金外逃的一种常见非法手段。其实，这一手法已经行之有年。事实上，上千亿热钱的进进出出，在中国有多年来隐藏很深的非法外汇转移管道。至于那些倒卖外汇的“黄牛”、黑店，他们只不过做点小而不然的生意罢了。
既然热钱进出中国并不难，几乎是来去自如，只要它的主人们想让资金逃离中国，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大概是难不住他们的。
三、热钱谜之三：热钱动向扑朔迷离
要了解热钱流动的动向，可以观察外汇储备的变化。中国的对外贸易通常会有节余，如果没有大量热钱外流，外汇储备一般情况下是缓慢上升的。但中国的分析者无法在时效性很强的月度分析中使用这个数据，因为，在中国，这个数据往往要到季度末之后一个月才公布。可以替代外汇储备的指标是银行的外汇占款，这个数据每月都公布，便于分析研究。所以，中国的媒体和金融界人士判断热钱外流的依据一般是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下降。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外汇占款这个金融名词屡见报端。
中国的外汇储备由商业银行收购并保有的外汇以及中央银行保存的外汇这两部分组成。外汇持有者向银行出售外汇时，银行因收购外汇而支付人民币，由此形成的人民币投放数额，在“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和中央银行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列为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占款”。如果外汇储备下降，外汇占款自然也下降，同时意味着人民币货币投放量减少，银根收紧。也就是说，一旦国人、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大量向国外转移资金，国内就可能出现钱荒。
但是，中国的媒体和金融界人士在分析外汇占款的动向时，经常陷入迷宫而不自知，而这个迷宫是央行设置的。央行每月公布的央行外汇占款和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用人民币计价，外汇占款的变动受到两种因素影响，其一是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数额的变化，其二是计算外汇占款的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从2011年1月到2013年6月，央行计算外汇占款的人民币汇率始终围绕着7.8上下波动。但是，每当外汇储备有明显下降时（超过1%），央行在计算外汇占款时，就会把计算用的人民币汇率调低，使外汇占款的下降显得小一些，然后再在后续各月把汇率逐步调回到7.8的水平；而在热钱流入量大的月份，又把汇率调高，此后再逐月回调。这样，外汇占款的波动幅度就被缩小了，似乎热钱流动的冲击并不太大。但是，正因为如此，外汇占款的月度变动就变得扑朔迷离，有时连专业人士也被蒙了。
如果排除计算外汇占款时汇率变动的影响，用环比的不变汇率（上个月的汇率）计算外汇占款数额，就会发现，凡是央行对当月计算外汇占款的汇率加以调整，那么，它公布的外汇占款变动数额就会偏离按不变汇率计算的外汇占款变动，有时两者变动的方向竟然是相反的。例如，2011年9月、2012年3月和5月、2013年2月和5月，外汇储备下降，但央行公布的外汇占款数反而显示上升；而在2011年10月、2012年8月和11月，则情况相反，外汇储备上升，但央行公布的外汇占款数却显示下降。毫无疑问，媒体和金融界人士如果单纯根据央行调整汇率之后公布的外汇占款变化，来判断热钱是流入还是流出，必定错误百出。
四、热钱谜之四：热钱是扎根中国，还是飘忽不定、常来又常往？
我用环比的不变汇率（上个月的汇率）计算从2011年1月到2013年6月的外汇占款数额之后，发现热钱在中国确实是常来常往；象今年5到6月的热钱逃离，其实在过去两年半里已多次发生，只是以前此事未引起金融界和媒体的充分注意罢了。虽然央行公布，2013年6月外汇占款仅减少了413亿人民币，实际上，用不变汇率计算，2013年5、6两个月，外汇占款实际上减少了3,142亿人民币。更令人惊讶的是，比这规模大得多的热钱逃离，还有数次。比如，2011年9月，用不变汇率计算的外汇占款减少了4,834亿人民币，2011年11、12两个月又减少了7,164亿人民币；2012年5月也有7,095亿人民币的外汇占款消失了。其实，如果观察商业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外汇占款（用“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的外汇占款数减去“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外汇占款数），同样可以发现热钱大规模流动的动向，这里不赘述。
当然，中国的热钱如果只是大规模流出，而不再回流，那么，中国经济早就遭到重创，钱荒也早就惊天动地了。事实上，热钱在中国其实是常来常往，而且似乎有些飘忽不定。我分析过去两年半外汇占款的变动，得出的结论是：2011年4-6月有热钱流入、规模较大；2011年8月有一次小规模热钱流入；2012年1月、9月和2013年1月、4月也有热钱流入；2011年9月和11-12月、2012年4-5月和2013年5-6月则出现了热钱流出，如上所述。
规模大约相当于中国每月GDP十分之一的热钱，如此频繁地在中国流入流出，它的金主是谁，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且听下回分解。
中国的假外商
我在8月5日刊登在《纵览中国》网站上的“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6月钱荒的背后”一文中，分析了中国热钱的动向，并且指出，过去两年半里，规模高达数千亿人民币的热钱频繁进出，短短的几个月里，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在这篇短文里，我准备讨论，这些热钱主要来自哪里，谁是可能的金主？
中国的媒体经常谈到国外的热钱大量涌进中国，但一谈到资金的所有者，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把目标指向美国的投资基金以及这些基金在香港股市的操作，于是，热钱的流动就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挂上了钩。在今天的中国，从中国的热钱扯到美国的货币政策，几乎成了一种时髦。当然，这也很符合当局的喜好，因为，这样一谈，中国的国际地位便大大提高了。然而，中国的热钱金主主要是美国的投行吗？其实并非如此。中银国际债券研究部主管王卫最近表示，外国机构投资者持有的A股市值仅占A股总市值不到 2%，它们要撤离资金也不容易；何况，中国的银行系统的存款中，含热钱成分的存款占比很小。事实上，中国的热钱另有来源，那就是中国的贪官们。
一、中国的热钱来自何方？
在中国的引进外资中，从1997年到2008年，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外资每年稳定在210到250亿美元左右，但是，来自香港、澳门以及9个小岛国（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百慕大、巴哈马群岛、文莱和马歇尔群岛）的外资，却逐年快速增加，从2002年的202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673亿美元，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例从38%上升到73%。
具体来看，来自这9个小岛国的外资，1997年只有26亿美元，此后各年逐步增加，到2008年竟达262亿美元，是10年前的10倍，占2008年引进外资总额的28%。这些小岛国基本上都没有像样的现代工业，有的在发展中国家里甚至名列队尾。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数据，这9个小岛国合在一起，每年的GDP总共才不过5百亿美元。以其可怜的经济实力，这些岛国的国民能每年拿出相当于GDP一半的资金投资中国，而且持之以恒，十多年来始终热情不懈吗？其实，那9个岛国的国民多半比中国城市居民还穷，有的甚至还靠前现代的采集渔猎方式维生，哪里有钱来“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如果中国政府慷慨，给这些岛国一些经济援助，倒还顺理成章。显然，来自这些岛国的“外资”，基本上不会是当地国民的余钱。
而来自香港的外资，1997年是216亿美元，2008年则增加到410亿美元，占2008年中国引进外资的44%。需要指出的是，香港本地老企业对国内的大规模工业投资从8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到90年代中期大致告一段落；进入21世纪以后，香港对大陆的投资往往更多地来自大陆在港设置注册的“企业”，这些“企业”多从事贸易、房地产等等，而不是工业。自从香港回归之后，从内地赴港已十分容易，在香港和大陆之间转移资金更是十分便利。今年1季度，深圳出现的假出口热便充分说明，香港早已成为内地洗钱的最佳场所。
可以说，过去十多年来，来自港澳和上述9个小岛国的外资，基本上不是产业投资，而是没有产业发展计划、没有技术背景、很可能以投机为宗旨的热钱。
二、中国引进的国产“外资”
上述9个小岛国散布于加勒比海、中太平洋、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似乎毫不相干，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这些岛国的金融管理宽松，被外国人选中，成了洗钱中心。外国人可以在那里注册成立公司，自由地把资金转进转出。因此，在金融界，这些地方还有一个文雅的称号，离岸金融中心。
自从中国的富人们开始琢磨资产转移和移民，离岸金融中心这个名词在中国的有钱人圈子里早就是个耳熟能详的字眼了。中国开设了众多的中介公司，为需要在离岸金融中心开设公司、设立银行账户、转移资金的有钱人服务。有条件的中国人，哪怕从未踏上那些岛国的国土，也可以在北京、上海的写字楼里办妥在这些岛国开公司、转资金的所有手续，进而摇身一变，成了在离岸金融中心“经商”的“外商”，而他们的资金也就“升级”成为“外资”了。当然，其中的诀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外商”们得弄一个外国身份，哪怕是萨摩亚那个酋长国的子民也行；自然还得改名，不能再用中国身份证上的姓名，不然，怎能冒充外国商人呢？
2004年前后，曾经有国内学者专门做过研究，他们把这样的“外资”称为“双程（round-tripping）资本”，因为这些资金实际上来自中国，在海外离岸金融中心或香港、澳门漂洗一番之后，又以“外资”的名义，重新返回大陆。可惜，这样的研究实属凤毛麟角，似乎这个问题在中国常常被刻意回避或掩盖，在国外也很少有人愿意深入探究。所以，尽管“双程资本”在中国大行其道，越来越红火，政府部门和媒体却从不触及这个话题。其实，目前占中国引进外资数额一大半的来自港澳和上述9个岛国的“外资”，基本上都是“双程资本”；也就是说，中国引进的外资当中，一大半本来就是中国人的资金，不过穿上了外资的外套。究其真身，引进外资的一大半，不过是假外资而已。
三、引进外资过程当中的隐身者---假外商
运作“双程资本”绝非易事。小富即安的小私企业主文化层次不高，可能缺乏相关知识；小有积蓄的白领虽然能理解洗钱的道理，可能也有一点财力，却不具备得心应手地洗钱的管道和地位。真正能自如地运作“双程资本”的人，往往是官员和国企经理层（包括将国企私有化到自己腰包里的原国企经理们）。当然，仅凭他们薪水的积蓄，官员、经理们根本不可能当上“外商”；只有贪官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所以，可以说，“双程资本”的金主们，多半是贪官。
在今天的中国，贪官们无须辞职、坐“移民监”，便能借助中介机构轻松地完成资金外逃、海外洗钱、国外注册公司、资本回流等一系列操作。更重要的是，在操纵热钱进进出出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外贸公司、银行、海关、工商局、房地产公司等众多机构，办理一系列复杂的“非合法”手续，如果是个平头老百姓，不仅找不到门路疏通各道关节，光是中间的“手续费”、“好处费”，就令人吃不消；但如果是握有某些权力的“领导们”出面，情况自然就不同了，甚至未必需要开销“好处费”。那些假外商们很可能一方面坐在国内各地的政府办公室里，“领导”着当地的“工作”，一方面又以某国国民的身份，轻松裕如地操纵着属于他们的热钱。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们必须“隐身”；毕竟，某外国人“当选”国内的各级“代表”，为中国民众“当家作主”，无论如何不是一件能光明正大地曝光的事，这些热钱的真实来路当然也讳莫如深。
四、假外资的投资方向
假外商们的热钱用来做什么？他们当然不屑于从事产业投资那样的辛苦工作，而且，他们的资金一旦投入工商业，也就不再是热钱了，因为，投入工商业的资本是不能随时开溜的。正因为中国的引进外资当中，假外资占大头，所以，中国的大部分外资的运作模式与世界各国大相径庭。从1996年到2005年，世界各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大约70%都用于并购当地企业，因为这是正常的产业投资最方便的捷径；但在中国，除了2004到2008年期间，美国的银行应中国邀请，入股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外资并购因而小有增加之外，在其它的年份，引进外资当中，用于并购中国企业的外资一直在5%上下，少得可怜。
假外商们当然也不会傻得把资金存在银行里吃微薄的利息，他们最热衷的投资领域便是房地产。有这样的大宗“外资”支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便繁荣兴旺、长盛不衰了。中国经常讨论国外热钱炒作中国的房地产，其实，那些来自国外的热钱的金主们，多半就是与国人共同生长在神州这块土地上的权势人物们。只有他们，才如此了解中国的房地产运作，才能够在政府、银行、房地产公司之间纵横捭阖，无论中央政府如何调控房地产市场，总能轻而易举地买进、卖出，大赚其钱。也只有他们，才对中国的政治气候和经济形势了如指掌，高度敏感，总能选择在最佳时机进场或出场，从不吃亏。
有这样的大批假外商们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是福是祸，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说明。
撼动中国经济的隐身者
我在《纵览中国》网站上，于8月5日和9日，分别刊登了“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6月钱荒的背后”和“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中国的假外商”这两篇文章。在文中，我分析了中国热钱的动向和它的金主---中国的假外商。本文是这一话题的最后一篇，分析假外商们为什么具有撼动中国经济的巨大能量。
一、“热钱”动力学
中国这些隐身在外资外衣下的假外商们，并不总是在扮演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积极力量”。他们随时窥测风向，操纵着资金的进进出出，进而撼动着中国的经济走向。中国的媒体往往把热钱流动归咎于美国联储会货币政策的变化，这样讲当然政治上保险，而且也提升了中国的重要性，但是却掩盖了占中国引进外资近七成的“假外资”真面目；同时也误导了经济政策的制定。
操纵大笔见不得光的热钱时而涌入中国，时而又突围而去，再转身返回，隐身的金主们是没事瞎折腾吗？当然不是，贪官们操纵资金进出，其实与美国联储会的政策未必有多大关系，却可能与国内的政治经济风向息息相关。国内松动银根、保八，假外资就会大举登陆；国内反贪风紧，或者遏制房地产泡沫的决心加大，假外资便溜之乎也，于是，钱荒出现了，外汇占款下降了，银行存款流失了。那在短短一两个月里左冲右突的数千亿人民币，当然不是几百、几千个贪官能操纵得了的；借用现代经济学的入门用语来说，那是成千上万只“看不见的手”的集体所为。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组织化”的合作，而是各自灵敏的嗅觉在支配着本能的行动。
二、宏观调控在中国：假外商们调控央行
中国的热钱严重冲击中国的经济稳定性，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最近，中国政府正在酝酿金融改革，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加强有效的宏观调控，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不要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西方的金融机构也总是从正常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出发，来理解“外国”热钱流动在中国造成的冲击。但是，假外商们只是一股“市场的力量”吗？他们是“外国投资者”，还是中国的“内部人”？再进一步追问一句，他们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还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如果是后者，那么，央行面对着成千上万的体制内假外商们，央行在明处，假外商们在暗处，宏观调控的主动权到底在谁手里？
既然成千上万的假外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调动数千亿人民币的热钱，进出中国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就随时可能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颠覆得底朝上。比如，央行要松银根，若假外商们判断政治风紧，或者经济形势不妙，决定溜之乎也，那就会出现热钱大举逃离，外汇占款下降，银根反而变紧了；央行要紧银根，如果假外商们同时把几千亿热钱转进国内，央行紧银根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央行和假外商们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那就是，央行的政策目标符合假外商们的利益。假外商们的利益何在？他们自然是希望中国危险的房地产泡沫越大越好，那样才能在中国有利可图。如果假外商们和央行同样认为，经济泡沫过大，那么，双方的动作方向可能是相似的，都要抽出资金；但假外商们决不会坐等央行的紧银根政策执行完了之后再行动，那他们就亏大了；他们一定会得风气之先，率先调动资金开溜；于是，假外商们会对收缩中的中国经济落井下石，比如，央行本来可能只打算让经济泡沫稍稍泄点气，假外商们的一走了之会一下子把泡沫的裂口撕大，或者干脆把经济泡沫戳破。
如果说，央行和发改委的政策旨在稳定经济，同时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那么，很可能，他们的政策还未出台，假外商们就开始行动了。所以，央行和发改委最先需要“稳定”的，其实是假外商们的信心，别让假外商们钻了空子、搅了局。然而，要琢磨清楚假外商们的动向，谈何容易。
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当中，央行会迫不得已地与成千上万的假外商们赌心思。在这样的格局里，究竟谁更有成算？不要忘了，假外商们当中，不少人本身就在各级政府的经济部门，自然对政策的制定过程有一定的影响能力；或者，他们虽不是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者，却具有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管道和能力，若非如此，他们怎能自如地操纵大笔热钱？当“国际投资者”与“内部人”两位一体的时候，是谁在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答案大约是一目了然的。那成千上万的假外商、“内部人”，根据他们私人利益的需要，从中国经济中渔利，又随时出手打击中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央行能有效地调控假外商们的热钱流动，还不如说，假外商们调控着央行。
三、隐身者们撼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力量
假外资的来源是贪官们的“活动所得”。把这些资金变身成外资，是他们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虽然费点事，对他们来说，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中纪委，还是监察部，都不能直接派工作组远赴海外，去调查外国公司的资金来源和经营记录。只要中国坚持开放，就不能封锁外资；而对外资进行全面清查，辨别其真假，区别对待，是一件极为艰巨的任务。且不说清查假外资在国内和港澳是否可行，至少那些离岸金融中心恐怕不会“高度配合”。因为那些充当离岸金融中心的小岛国早已患上“热钱依赖症”，现在，有钱要在当地开公司的中国人成了衣食父母；至少，在他们那里，来自中国的美元是真外资，不见得违反当地法律。
在中国，只要假外资金主的贪腐活动继续下去，他们的“活动所得”就如同长流水般源源不断；何况，他们的队伍会迅速“成长壮大”。毫无疑问，长此以往，热钱在中国的流动规模将越来越大，于是，假外商们撼动中国经济的能力也与日俱增，着实可畏。因为他们的资金是当作热钱来用的，所以，他们对国内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高度关注；如果把假外商们看成是惊弓之鸟，也许不算过分。风声稍紧，热钱就准备开溜；风声一过，热钱又蜂拥而入。十八大前后，似乎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形。迄今为止，热钱的单月流入流出规模是几千亿人民币，突破万亿的记录只是个时间问题。
如此大规模的热钱在中国兴风作浪，它可以造成钱荒，也可以造成台湾90年代初所说的“钱淹脚目”。每当经济遭到冲击，央行只能被动地跟在假外商们后面拾掇残局。热钱流出、钱荒逼人，央行得立即补发货币，就象2013年6月底那样；热钱涌入，房价暴涨，央行得收紧银根，发改委要调整房市准购政策，但是，说不定政策文件刚宣布，热钱又一窝蜂出走了。
对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来说，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需要尽快研究，那就是，弄清楚热钱流出流入的规律；换句话说，必须了解每次大规模热钱流入或流出的动机，才谈得上有备无患。但这个课题是个巨大的难题，因为很难掌握实情。通常用的问卷调查是绝对行不通的。就象一个研究者不能指望让官员们填问卷回答，“你是如何参与违法贪腐活动的”，热钱动向调查也不能指望金主说出，“我是因为担心某政治风向或经济政策而安排资金逃离”；何况，谁是热钱的金主，没人会主动承认的。问卷调查行不通，蹲点调查也同样不灵，剩下的方法只能是暗中监控了，可这样一来，不又打草惊蛇了吗？
四、中国特色的经济体系：热钱依赖症
腐败在中国有上千年历史了，热钱流动在世界各国也屡见不鲜。但是，在当代中国，热钱流动有其独到的中国特色。
首先，在其他国家，热钱是临时性的外国资金，即便撤走了，也不至于根本动摇本国经济的基础。而中国的热钱本来就是中国经济产生的一块重要财富，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决定了中国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权贵集团手中。在老百姓的“内需不足”已经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权贵们手中的资金就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在内需。但是，无论是房产限购政策，房产信息系统的联网，还是反腐败的压力，都让权贵们直接购买大量房地产时面临麻烦和风险。于是，把钱财送到国外“漂白”之后，再“投资”到国内，通过财富基金来间接投资房地产，不仅仅是金主们的最佳选择，也构成了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否则，如果权贵们把财富全都转移到境外，一去不回头，中国的经济就失去了成长的势头。所以，热钱对中国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居然帮助中国本来已经失去平衡的经济，又恢复了某种暂时的所谓“平衡”。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秘诀，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怪例。
其次，中国热钱的金主大部分既是“外国投资者”，又是体制内能影响政策制定的“内部人”。所以，热钱在中国的流入流出与其它国家的情形不同。在别的国家，热钱的外国金主无法影响热钱流入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只能通过单纯的市场操作与热钱流入国的中央银行公开较劲；而中国的热钱金主却具有掌握政策制定过程的内部信息和影响央行决策的能力。结果，很可能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央行未动他先动。
再次，流到其它国家的热钱一般都是在金融市场上活动，可能引起金融危机，却不至于直接造成热钱流入国制造业的震荡；而中国的假外资通过房地产炒作介入国内经济之深，在国际上恐怕是前所未见的。正因为假外资的金主们是“内部人”，有条件为自己的资金找到大赚快钱的地方（当前主要是房地产），又有把握随时可以安全撤退，所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支柱房地产业本身以及它的上游行业，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热钱可以让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家具、运输等诸多行业繁荣兴旺，也可以一下子把它们推入深渊。对房地产业的下游行业（如广告业、媒体）来说，少了热钱的大力顶托，立刻就会陷入萧条。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经济的“热钱依赖症”。不仅如此，当前各地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目的就是为了卖地筹钱来养政府，如果打击热钱动摇了房地产业的根基，不就断了地方政府的活路吗？
一谈到热钱的猖獗，人们可能就想问一个问题：既然热钱为祸甚大，为什么不设法杜绝它的跨境流动，一举歼灭之？可惜，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且不说运作热钱的假外商们深喑辗转运移资金的手法，拥有各种管道，通常会把热钱合理合法地包装起来，要找出隐身的金主们和资金流动的真实目的，何其难也，只中国经济的“热钱依赖症”这一条，就决定了大规模打击热钱难以实施。既然中国政府把经济的稳定视为头等大事，而经济的稳定又有赖于热钱的支撑，打击热钱就等于打击中国经济。从这个角度看，假外商们不光是调控着央行，也“绑架”了各级政府。对中国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外商们撼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力量不仅来自于他们日益增长的庞大财力，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内部人”身份让他们能呼风唤雨，还因为，任何试图剥去他们隐身者状态的企图，都会造成更大规模的热钱逃离；于是，谁打击隐身者，他便不得不承担破坏中国经济前景的政治责任。
以往谈论腐败、热钱、房地产泡沫等等现象的种种议论，往往只是分别关注这些现象。以上分析把这些问题串联起来，于是就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中国社会的严重分配不公、老百姓的内需不足以及贪官的资本外逃，本来注定会持续地伤害中国经济；但是，由于贪官们找到了热钱回流、炒作房地产的捷径，贪官们的财富又回流国内，投注在房地产行业的投机上，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走上了“热钱依赖症”和“房地产依赖症”的歧途。在这样的轨道上，中国经济的成与败均系于热钱的流动；这也意味着，热钱的金主们成了支配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种关键势力。明白了这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反腐败在中国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因为，撼动了热钱金主们，他们就会撼动整个中国经济。同样，为什么中产阶层总感觉到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不牢靠，因为中产阶层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热钱金主们的手里；只要热钱金主们一起开溜，中产阶层就可能因房产贬值而成为无产阶级或负资产阶级。
中国经济走到了这一步，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了“阿斯匹林”，吃不死人，也治不了病。除非热钱金主们为了“爱国”，愿与中国经济共存亡，不然，什么时候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撤走资金，从而把中国经济拽入泥坑。中国能够把未来寄托在热钱金主们的爱国主义上吗？要知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就拥有别国的身份了（包括萨摩亚和汤加这样的国家）；面对财富保值，他们会爱哪个国，谁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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