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 they are admitting a slow down officially. Is this a prequel for some bad official news ?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表示，鑒于國際經濟形勢的不景氣，中國亦不可能獨善其身，未來我們不但要做好國際經濟環境長期惡化的準備，而且更要做好接受中國結構性減速的準備。
“盡管我國經濟有所回暖，但並不意味著經濟增速將會恢復到之前9％、10％，今後十年都將在7．5％—8％的新平臺上運行。”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日前在出席2012中國民營企業峰會時表示，鑒于國際經濟形勢的不景氣，中國亦不可能獨善其身，未來我們不但要做好國際經濟環境長期惡化的準備，而且更要做好接受未來中國結構性減速的準備。
世界經濟形勢依然嚴峻
李揚認為，從國際經濟形勢來看，要全面走出歐債危機尚需時日。之所以作出這樣較為悲觀的判斷，基于以下兩類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導致危機產生的因素既全面又深刻；第二個因素是，盡管在救助危機過程中採取了很多措施，但也產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貨幣供應的“大放水”等。
在導致歐債危機產生的各種因素方面，李揚認為有四個方面的問題在持續產生影響。第一是經濟發展方式。李揚認為，發達經濟體也同樣存在經濟發展方式扭曲的問題，盡管扭曲的方式和內容與中國有所不同，比如，消費過度、福利過度以及由于消費和福利過度而導致的負債過度等。過度負債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因此，要想渡過危機，必須扭轉這種現象。
第二是經濟結構問題。發達經濟體的服務業、制造業相當程度上已經轉移出去，而危機的恢復必須要再制造，必須洗掉服務業的泡沫，這需要時間。
第三是金融方面。發達經濟體越來越多依靠借款來支撐經濟發展，在李揚看來，這種金融過度杠桿化無異于飲鴆止渴。經濟的恢復必須去杠桿化，而去杠桿化的過程非常之緩慢，而且去杠桿化的過程是經濟緊縮的過程，迄今基本沒有什麼效果。
第四是財政狀況的惡化。主要表現在赤字率及債務率隨之居高不下。在治理歐債危機的過程中，歐洲幾乎所有的國家債務率都在提高。除歐洲外，日本的財政狀況也在惡化。
李揚認為，老問題、新問題共同構成了目前整個經濟形勢的發展基礎，如果這些基礎得不到有效解決，危機就不會過去，因此，我們要做好國際環境長期惡化的準備。
中國進入中速發展期
李揚認為，對世界經濟形勢有一個清醒的判斷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的經濟發展形勢。中國也將不可避免地進入到經濟減速的增長平臺，這意味著，今後十年我國的經濟增速將以7．5％—8％的增速運行，即結構性減速。所謂結構性減速，即使經濟成長的多種結構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會使經濟增長落在一個新的平臺上。“當然，這個增速是與潛在增長率相適應的速度，即意味著通貨膨脹率較低。因此，我們可以從容地進行結構調整，如果堅持按照潛在增長率來確定我們的增長速度，這將是一個新的氣象。”
李揚認為，在支撐經濟增長的各種結構中，有兩項最受關注：一是生產要素結構，即人力投入、資本投入、科技投入和環境投入；二是產業結構。像採掘業、制造業、服務業等。
在生產要素結構包含的四個因素中，李揚表示，過去三十幾年來，人力投入因素是最強的，大概佔比2／3甚至更多，但在今後，人力的投入急劇下跌，中國將越來越難依賴人力投入來支撐經濟增長。而資本的投入在今後無疑會更加重要，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所闡述的 “要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但相比而言，投資的增速也在下降。
在科技進步方面，李揚表示，我們期待著科技進步，但科技進步的速度仍舊較慢，預計2020年之後科技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可能會加大。在環境保護方面，經濟建設對生態建設造成了衝擊，甚至產生了負的影響。“這幾個因素加到一起，就會導致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會低于過去。”
在產業結構中，李揚認為，過去三十幾年主要從採掘業、種植業向制造業轉移，即結構性加速，結構變化使經濟增長加速，原因是採掘業、種植業勞動生產率低，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是採掘業和種植業的4倍。但眼下的情況是制造業飽和了，開始向服務業發展，這個結構性變化非常不利，因為中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低于制造業，越來越多的人從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意味著中國總體的勞動生產率在下降，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且所有這些因素不是周期性因素，不是政策性因素，而是經濟成長階段的因素，並非是政策所能解決的。
“這些結構性因素導致中國經濟在減速，且我們今後要習慣于7．5％—8％的速度。”李揚認為，盡管這是聽上去比較沮喪的消息，但速度的下降可以通過質量的提高予以彌補，這也正是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所強調的，要擠掉水分，要符合經濟規律的、有質量的、有效益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過去我們9％的增速裏有水分，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觀察。”
第一層水分是，大量投資和大量貸款，形成了更多過剩生產能力，這種增長就是水分，要擠掉；第二層水分是，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我們不強調效率，即投入極大，而產出不大。以改革開放初期的上海為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發達經濟體1／15。“因此如果減速減掉的是水分，我們的發展就是健康的，這也正是越過中等收入陷阱走向發達經濟體的道路。”（記者 牛福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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